昨天下午，我在城南那家叫“拾遗”的旧书店里，蹲了将近两个小时。老板姓林，六十出头，收书从不问来路，只问“纸还脆不脆”。我蹲到第三排书架底下，膝盖有些发麻，手指在一排书脊上慢慢摸过去，摸到一本深绿色的《读者》合订本，封皮边缘翘起，像被谁反复翻开又合上。我把它抽出来，一张淡绿色的纸片飘到地上——是一张 1998 年的公交车票，票面印着“17路”，票价一元二角，票根处有一道折痕，像是被人在口袋里攥过很久。
我把票翻过来，背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小字：“四月十七，雨天，他没来。”字迹很轻，圆珠笔油已经洇开，像一小片淡蓝色的水渍。我不知道这个“他”是谁，也不知道那个四月十七日下午到底下了多大的雨。但那一刻我忽然想起，我包里也有一张上个月的电影票，票根同样皱巴巴的，是我自己攥的。林老板从柜台后面探出头，说：“那本书五块钱，票你留着吧，没人要的。”我付了五块，把票夹进书里，又抽出来，单独放进了外套内袋。
说实话，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，为什么一张三十年前的公交车票会比一本合订本更让我舍不得。可能是那个“一元二角”——我查过，1998 年重庆的公交车票价确实是一元二角，投币箱是铁的，投进去会“咣”一声。我小学同桌叫周晓棠，她每天上学都投两张一角纸币，叠成小小的方块，说那样投进去声音更响。她后来搬去了成都，走之前送过我一本《小王子》，扉页上写着“苏念你要记得我”。我后来确实记得，记得最清楚的是她叠纸币的动作，拇指和食指捏着，折得方方正正。
这张票让我想起很多“没来”的事。比如 2003 年冬天，我和一个叫陈屿的人约在解放碑的钟楼下面，他说会带一袋糖炒栗子来。我等了四十分钟，栗子没来，人也没来。后来他解释说，那天他妈妈突然让他去南坪送东西。我没生气，只是从此以后，每次路过那家栗子店，都会下意识看一眼门口有没有人提着纸袋。再比如 2009 年，我答应给一个朋友寄一张明信片，拖到 2012 年才寄出去，收件人已经搬家了。邮局的工作人员姓方，她告诉我“查无此人”的时候，语气很平淡，像在念一张天气预报。
我这个人写东西，总爱往旧东西里钻。可能因为旧东西不会反驳你。一张票就安安静静躺在那里，背面写了什么就是什么，不像人，今天说“来”，明天说“不来了”。我在「今日头条每日吃瓜51」这个站上写这些，也不是为了讲什么大道理，就是觉得——有些细小的、没人认领的东西，总得有个地方放着。林老板说那张票“没人要”，可我偏觉得，它被人攥过，被人写过，就一定有人惦记过它，只是那个人可能自己也忘了。
“四月十七，雨天，他没来。”
—— 一张 1998 年公交车票背面的圆珠笔字迹，作者不详
我把票夹回了那本《读者》里，放在我书桌左手边第二个抽屉。抽屉里已经攒了七张旧票根、三张明信片、一包没拆的薄荷糖（生产日期 2001 年，厂家在东莞长安镇，电话七位数），还有一枚生锈的回形针。这些东西没有任何“用处”，但我每次拉开抽屉，都会觉得心里踏实一点，像是一个很旧很旧的房间，灯没开，但你知道里面有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