昨天下午三点四十分，我在旧书桌的抽屉里翻出二十三张写满数字的草稿纸，最上面那张写着“6个数字4个一组”。

昨天下午三点四十分，我在旧书桌的抽屉里翻出二十三张草稿纸，最上面那张写着“6个数字4个一组”，字迹是我十九岁时的，笔画很用力，铅芯把纸压出了浅浅的沟。桌角有一小撮橡皮屑，风一吹就往窗缝里跑。书房里那台老座钟敲了四下，我才发现自己对着这行字坐了快二十分钟，什么也没写下来。抽屉最底下压着一支用掉一半的铅笔，笔杆上贴着“晨光”的标，橡皮头黑得发亮，像被谁反复咬过。

我决定先老老实实地数一遍。六个数，取四个为一组，不重不漏。我先在纸上排了第一行：一、二、三、四。笔尖顿了顿，往下挪一行，把最后一位换掉。四十七分钟里，我用掉了三个铅笔头，写到第 15 组时手有点抖，纸面被指腹磨得发热。这一点不神秘，六个数取四个，答案就是十五——可当我真的把它们一个个写完，那种感觉不是“算出来了”，是“终于看见它们了”。十五种排法，十五行，像十五个并排站着的人，各有各的脸。我忽然明白，公式告诉我的只是数目，不告诉我它们长什么样。

中间我妈端了一碗绿豆汤进来，放在桌角，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又在算这些没用的。”我没抬头，只说：“有用的。”她没接话，把窗户推开了一半，风进来，把最上面那张纸吹到地上。我弯腰捡的时候，看见纸背面是另一件事的草稿——上个月在旧书店，老板姓周，五十来岁，坐在柜台后面修一本 1987 年的《十万个为什么》，封面都掉了，用透明胶带缠了三道。他说这书里有小孩子问过一模一样的问题：六个数四个一组，能有多少种。我愣住了，问他后来那孩子怎样了，他说不知道，可能长大了，不再问了。我把那句话记在草稿纸背面，字写得比算式还小。

说实话，我不太喜欢“组合”这个词被用过的那种腔调——像在办公室里讨论方案，干净、利落、没有体温。我更愿意把它想成抽屉里那些剩下的两个数：六个数里你带走了四个，总有两个留下。它们安静地待在原处，不抱怨，也不追问自己被落下的理由。这件事我越想越觉得有趣，甚至有些难过。我们总在数“有多少组”，很少有人问“剩下的是什么”。这个观点或许站不住脚，可我确实这么想，一整个下午都没有改。

傍晚六点，天开始暗。我把二十三张草稿纸按时间排好，最旧的一张已经泛黄，边角有小块霉斑。我没有把它们收回去，而是摊在桌上，让风继续吹。有些问题不需要答案，需要的是你曾经为它在纸上耗过的时间。我按下台灯，灯光落在“十五”这个数字上，铅灰色的，像一枚被磨钝的钉子。明天我可能会再数一遍，也可能会忘了。但今天下午三点四十分到六点之间的这几个小时，是真的属于我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