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我把1到49抄在便签上，
折了三次，抽出三个号码。

周五傍晚，我坐在靠窗的第二张桌子旁，把一张便签裁成四十九条细长的纸条，每一张写一个数字，从1一直写到49。写到最后一张时，窗外有人推着自行车经过，铃铛响了一声，我便把「49」的最后一笔写歪了。那张纸条我一直没舍得扔，它现在夹在一本1998年版的《城南旧事》里，第98页——那一页正好讲到英子搬家，我猜合上书的时候，这个数字会替我记住那个傍晚。

我承认一个不太站得住脚的看法：挑号码这件事，本身比结果更有趣。这话说出来大概要被认真做数学的朋友笑话，他们会说概率是冷的，均匀的，不会因为你抄了两遍就偏袒谁。可我还是固执地认为，一个人怎样从四十九个数字里选三个，比那三个数字是什么，更能说明他是谁。有人闭眼就抓，有人要摆成排，有人像周老板那样，故意避开相邻的三个——他说这叫「错着挑」，是旧书店里许多年攒下来的、没什么道理的道理。

那些纸条后来都被我收进一个铁皮盒，是装过薄荷糖的那种，盖子上有枚褪了色的印花。盒子里除了数字，还压着一张1987年的公交票根、一片枫叶、和半张写不完的信。我有时打开它，什么也不做，只是听盖子合上时那一声轻响——像把一整年的日子，轻轻按回了原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