昨天下午在旧书店翻到一本 1987 年的《数字游戏》，封面都掉了。老板姓陈，收我三块钱，用报纸给我包好。我站在书店门口就翻开了，第37页上有人用蓝黑墨水写了一行小字：“三个数字，解了四个月。”下面还有一行，更小：“终于对了，可惜没人能说。”
那本书的纸已经脆了，翻页的时候得轻一点。我把它带回家，坐在书桌前一张一张地翻。在第52页，夹着一张新华书店的购书小票，日期是1992年3月12日，金额是4元7角。小票背面用圆珠笔画了一个方框，方框里写着三个数字：7、13、24。旁边画了一道横线，横线下面写着“周老师”三个字。
我认得“周老师”这三个字。我小学的数学老师姓周，个子不高，讲课讲到激动的时候会把粉笔头攥出汗来。1994年秋天，她让我们每个人回家数一百粒黄豆，第二天带到学校来。我数了整整一个晚上，数到第87粒的时候打了个喷嚏，黄豆滚到床底下，我趴在地上摸了半天，最后数了103粒交上去。周老师没骂我，只是说：“多出来的三粒，你留着。”这件事我很多年没想起了。今天在这本旧书里看见“周老师”三个字，忽然又记起来。
书里还有一处，在第79页的页边，用铅笔写着“3、6、9”。字迹很轻，像是怕人看见。旁边画了一个箭头，箭头指向一段话：“若把三个数字任意组合，再按一定顺序排列，就能找到规律。”我盯着这段话看了很久。那些年，没有人告诉我“规律”长什么样。我在11个数字选9个有多少种组合里翻到过类似的题目，那时候算得手忙脚乱，现在也还是手忙脚乱。
说实话，我对“解三个数字”这件事有点固执的偏见。我不觉得它有什么神秘的。很多人把它说得玄之又玄，好像里面藏着天机。但在我看来，它更像是一种笨拙的耐心——一遍一遍地试，一遍一遍地错，最后对了，却不知道对在哪里。那我为什么还要翻这些旧书？因为翻的过程里，会翻出别的东西。比如那张1992年的小票，比如周老师的名字，比如那103粒黄豆。
傍晚的时候我合上书，去厨房倒了一杯水。回来的时候看见书还摊在桌上，风从窗缝里吹进来，把第79页吹得哗哗响。我忽然想，那个写“3、6、9”的人，现在多大了？他解出那三个数字的时候，有没有一个人可以说？如果他还在，我想请他喝杯茶，听他讲讲那四个月是怎么熬过来的。当然，他大概率已经不在了。书还在，字还在，人没了。
后来我又翻了翻，在书的最后一页，粘着一张剪报，是1995年《新民晚报》的一小块，标题是“数字谜题大赛揭晓”，获奖名单里有三个名字，第三个被水洇了，看不清。剪报的空白处有人用红笔写了“第9次”。橙光清软破解版完结2026里也有类似的情节，主角试到第九次才解开，我在旁边用铅笔写了三个字：像真的。
今天写下这些，没有别的意思。就是翻到了一些东西，想记下来。那本《数字游戏》现在放在我书架的第二层，旁边是一本《四书章句集注》和一本《小王子》。三本书放在一起，很不搭，但它们都是我花不多的钱买回来的。这大概就是我做这个站的原因——把不搭的东西放在一起，让它们自己说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