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城南旧书店翻到 1987 年的《围城》,扉页有铅笔写的「给阿玫」
那本书定价一块九毛五,摊主老周说它是三个月前从一个搬家的老太太手里收来的,压在一只铁皮饼干盒底下。我没还价,付了十二块,走出来才想起自己根本不知道阿玫是谁。
八月的第一夜,我把积在抽屉里的小票、便签和没写完的句子摊在桌上,像给旧毛线打结。它们本来该被扔掉的。
那本书定价一块九毛五,摊主老周说它是三个月前从一个搬家的老太太手里收来的,压在一只铁皮饼干盒底下。我没还价,付了十二块,走出来才想起自己根本不知道阿玫是谁。
车厢里只剩我和一个抱保温桶的姑娘。司机师傅说这条线改了道,从人民桥绕出去,多四分钟,但能避开那截总堵的路。他说话时手没离方向盘,像在报一句念了很多年的台词。
她原想写「青椒炒茭白」,笔一滑就成了这样,索性留着当噱头。我问她一共错了几回,她掰着指头数:擦瓜丝、蒜苗炒月牙、红烧星期天,还有这道,正好四个。她说写错的字比写对的招人。
信纸已经泛出那种旧米色,折痕处有点起毛。我每年夏天都想寄,每年都把它放回去。今年我把它读了一遍,发现里面提到的那些事全都变了样,包括地址,包括我。
那是某个深夜跟朋友打赌随手写的,说是今晚的幸运数。第二天全忘光了,便签却在钱包夹层里跟着我过了两个季节。有些东西不是有用才留着的,它只是懒得丢。
最后发现是他在 KTV 里听岔了词,原句跟这个差了两个字。可他说不要紧,这七个字念出来比原词更像一场远走。我把它记在本子上,当成今晚的标题。
他说表主人是位教书先生,走之前说修好就来取。老陈没问去哪,也没把表卖掉,就搁在玻璃柜最里面,隔半年上一次油。表针停在十点零四分,像有人特意替它按住了那一刻。
我问他钓多久了,他说两个钟头。我说一个都没钓到啊。他笑,说钓的又不是鱼,是这个点了还没人来吵的时间。我把这句话记在手机备忘录里,第二天再看,屏幕上都觉得清静。
前后都是密密的字,只有这一页空得郑重。我记不起当时在等什么了,可能是等雨停,可能是等一个回复,也可能只是写到一半去接了个电话。可那一个字留着,像给空白留了个名分。
我竟然有点担心,明明连她姓什么都不知道。后来灯在五点三十一分开了一小会儿,又灭了。天已经亮起来,我把窗帘拉开,觉得这一夜可以结束了,虽然什么都没做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