卖鱼的老周蹲在墨绿色塑料盆旁边，手背上的冻疮裂着口子，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银鳞。他把那筐鲫鱼从三轮车上拖下来的时候，鱼尾还在甩，水珠溅到旁边卖豆腐的木板招牌上，把“卤水豆腐”四个字洇湿了两个。老周没抬头，只说了一句：“今天水凉，鱼醒得慢。”然后抄起那根用了至少五年的木棍，开始搅水。棍子砸下去第一下，水就疯了——那团原本还算清澈的水，在一秒之内被捣成了泡沫，白花花地浮了一层，像谁把一整罐洗衣粉倒进了池塘。我站在摊位前，鞋面湿了，鼻子里全是鱼腥和冰水混合的气味。老周继续捣，动作节奏稳定得像个钟摆，每一下都让泡沫翻涌一次，那些鲫鱼在泡沫底下翻着银白色的肚皮，嘴巴一张一合，像在念某种没人听得懂的经。
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火了。可能是那根木棍——它太旧了，表面被水泡得发黑，裂缝里钻出细小的木刺，每一根刺都像一句没说完的脏话。也可能是因为站在我左边的那个女人，她穿着玫红色棉睡衣，牵着一只泰迪，对着鱼摊喊了一句：“老板给我捞那条大的，对，肚皮最白的那条。”——她挑鱼的标准是肚皮白不白，好像鱼是一件需要漂白的衬衫。老周用抄网捞起一条，扔在秤盘上，鱼在铁盘里弹了两下，泡沫从网眼里滴下来，啪嗒啪嗒落在水泥地上。那条鱼最后被装进黑色塑料袋，女人接过去，泰迪凑上来闻了闻，打了个喷嚏。整个过程不到四十秒。四十秒之前那条鱼还在水里吐泡泡，四十秒之后它被拎着走远，尾鳍还在袋子里拍打，像一面小旗子在投降。
我掏钱买了三条小鲫鱼，其实我根本不打算做鱼。老周找我零钱的时候，我问他：“你每天这么搅，水不都成沫了吗？”他愣了两秒，咧嘴笑了，露出上排第三颗牙的缺口：“沫就沫呗，沫又不要钱。”这话落在我耳朵里，像一颗石子沉进泥底。我拿着那袋鱼站在菜市场出口的台阶上，看他把泡沫舀出去泼进下水道，再拧开水龙头续上清水，动作熟练得像在给一缸金鱼换气。水又清了，下一轮鱼倒进去，下一轮木棍砸下去。水都被捣成了泡沫，泡沫被倒掉，新水灌进来，周而复始。
我承认我对这件事的愤怒有点不讲道理——人家卖鱼当然要搅水，让鱼活泛起来才好卖，这是行规。但让我真正厌烦的，是那个循环本身。捣成泡沫，倒掉，换新水，再捣成泡沫。我后来把三条鲫鱼送给了小区门口修鞋的徐师傅，他老婆用雪菜烧了一锅，晚上七点给我端来一小碗，汤浓白得像牛奶。我喝了两口，忽然觉得那个味道和早上看见的泡沫有一种隐秘的亲戚关系。说实话，我认为所有被反复搅拌到面目全非的东西都该被警惕——包括某种腔调，某种腔调里反复使用的“诗和远方”，某种会议上被捣成泡沫的数据，某种把每句话都搅出白沫的社交热词。它们看着热闹，底下什么都没有。
下午三点我又路过旧码头，老周的摊位上摆着新的一筐鲫鱼，木棍靠在铁桶旁边，地上还残留着一小片没干透的泡沫痕迹，被阳光晒成薄薄一层白膜，像一张撕碎的信纸。我站在那儿看了十几秒，忽然想到：也许明天早上七点四十，我还会来。不是为了买鱼，就是为了再看一次水被捣成泡沫的那一瞬间——那里面有一种极其暴烈的温柔，像有人把一整片湖塞进塑料袋里，还打了个死结。我掏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，照片里只有泡沫和木棍的虚影，发到朋友圈配了六个字：水都被捣成了泡沫。三分钟之后有人评论：“这是哪家店？鱼新鲜吗？”我没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