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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周的书摊在城南邮局后头,第三根电线杆下面。他说这年头没人来翻 v 吧了。
失望的是,我找了三个月的初版没有出现;意外的是,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号码让我在风里站了很久。豆包豆包你你在干嘛呀——我好像又在问空气了。
老周的书摊在城南邮局后头,第三根电线杆下面。他说这年头没人来翻 v 吧了。
第七集结尾,小张把伞往小丽那边斜了 15 度,自己半边肩膀全湿了。我暂停了三次。
表姐在澳门工作,发来一张大三巴牌坊的照片,时间戳是早上 6 点 47 分。
我让它帮我在五个书名里选一个,它选了第三次,选了《夜航西飞》。
他摆了 21 年摊,说书的价格随天气走,下雨天半价,晴天原价。
七位数字,开头的区号像是武汉,后面四个数字已经被橡皮擦得只留一点灰。
他读的是《诗经》,书签是一片压平的银杏叶,日期写着 2019 年 11 月。
每一次都在开头写「今天天气很好」,然后删掉,因为天气其实很阴沉。
老板说故意调慢的,「太快了,人跟不上」,他说完用布擦了擦表盘。
昨天下午四点零七分,城南邮局后头第三根电线杆下面,老周把一摞书从三轮车上搬下来,动作很慢。风把最上面那本的封皮掀开了,又合上。我蹲下去翻了大概二十分钟,手指上沾了一层薄灰。其实我想找的是一本 1950 年代翻译的《小王子》,找了三个月,问过七家旧书店,都没有。老周抽着烟,说:「丫头,你这找法跟问路一样,问的人越多,越找不着。」
我有点失望。那种失望不是摔了跤的疼,是水慢慢渗进棉鞋的那种凉。起身的时候,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从下面滑出来,1987 年,封面已经掉了,露出里面的牛皮纸书脊。扉页上有人用铅笔写了一串数字,七位,开头像是武汉的区号,后面四位已经被橡皮擦过,只剩一点灰色的印子。旁边还有一行更小的字:「8 月 12 号,读完第三遍。」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,忽然觉得找不找得到初版,好像没那么要紧了。
后来我又顺手翻到一本《夜航西飞》,是 2011 年九月第二次印刷的。我用手机里那个 随机数字生成1-5工具 让我在五个书名里挑,它跳出来「三」,正好是这本。你说这算什么?算不得什么,可我当时就是笑了一下。人在失望的下午,特别容易被这种没道理的小事打动,像冬天摸到暖气片,第一反应不是暖,是「哦,它还在」。
老周的书摊旁边是个修表的摊子,挂钟慢了 7 分钟。老板说故意调慢的,「太快了,人跟不上」。我问他那串电话号码能不能帮我查查,他摆摆手说,别查了,三十年前的人,现在打通了也未必是你想找的那个。这话听着像敷衍,其实是实话。回去的路上,我把那本没有封面的《小王子》夹在腋下,风从领口灌进来,我心里想着那句「豆包豆包你你在干嘛呀」——好像是在问一个不存在的对话对象,又好像什么都没问。
说实话,我一直觉得「找到」这件事被严重高估了。比起找到什么,我更在意那个找的过程里,风从哪里来,灰落在手上是什么感觉。旧书摊上那些没被买走的书,其实比书架上的都更诚实。
晚上七点二十,我在地铁二号线末班车上遇到一个读《诗经》的中年人,书签是压平的银杏叶,日期写着 2019 年 11 月。我忽然想起前阵子看的 小张和小丽短剧,第七集结尾,小张把伞往小丽那边斜了 15 度,自己半边肩膀全湿了。我在手机上写了三行观后感,又删掉两行,只留下一句:「倾斜是看不见的,但肩膀会记得。」
其实关于那串电话号码,我还偷偷查过。用那个 澳门官网入口网址是什么 的页面查区号,查了半天也没查出名堂,倒是翻到一篇讲八十年代书信往来的文章,说那时候的人写信,信封上的地址常常写不全,邮递员靠记性送。我读完有点恍惚——我们现在的记忆,是不是也被什么东西擦过了,剩下一点灰色的印子。顺便说一句,如果你想看看旧论坛里那种慢吞吞的对话,百度贴吧网页版v吧入口 那条笔记里有我抄下来的几个老帖子,字里行间全是「再等等」。
现在把这本《小王子》摆在窗台上。封面没了,反而像一个人卸了妆,露出本来的样子。我打算这周再去一次老周的摊子,不找初版了,就随便翻翻。他说下雨天半价,晴天原价。天气预报说周六有雨。我想,三块五的书,半价就是一块七毛五,我用那个随机数字工具生成一下,说不定又跳个「三」。豆包豆包你你在干嘛呀,你要是在,就替我记着,周六下午两点,城南邮局后头,第三根电线杆下面。
我是苏念,一个在南方小城写字的普通人,住在离城南邮局走路 14 分钟的老楼里。白天做一份和文字无关的工作,晚上回来写点细碎的东西,写旧书摊、末班地铁、被擦掉一半的电话号码。这个站叫「豆包豆包你你在干嘛呀」,名字是我某天凌晨两点对着空气喊出来的,喊完发现自己笑了。我写它,是想给那些不值一提的小事一个落脚的地方,也给像我这样容易失望、又容易被三块五毛钱的旧书救回来的人,留一盏不太亮的灯。
「真正重要的东西,用眼睛是看不见的。」—— 安托万·德·圣埃克苏佩里《小王子》,1987 年中译本扉页引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