早上七点四十，我站在凳子上够书架最上层的《看电影》合订本，手一滑，整摞书歪下来，一张小纸片打着旋儿落在脚边。起初我以为是超市小票，捡起来才看清，是红桃影院的老票根，粉红色的底，印着「红桃影院」四个手写体字，日期是 2003 年 11 月 9 日，票价 25 元，座位 7 排 12 座。背面有两行圆珠笔字，一行是「苏念」，一行是「阿棠」。我盯着那两行字看了很久，厨房烧水壶响了都没听见。
阿棠是我高中的同桌。那年我们每周日下午都去红桃影院看两场连映，一场日韩片，一场港片，中间休息十分钟，她会去买两串关东煮，我负责占座。影院在老城区的巷子里，门口挂一串红色小灯泡，晚上亮起来像一串糖葫芦。老板是个戴老花镜的老头，姓周，我们叫他周伯，他总说「你们这俩丫头，比我家闹钟还准时」。
那个入口，其实是一道侧门
很多人以为红桃影院的正门在临街那一面，其实不是。正门是给散客的，我们这些每周都来的熟客，都走左手边那道侧门。侧门进去是一条窄窄的过道，墙上贴满了旧海报，有一张日本电影的手绘海报，女主角的名字被谁用铅笔描过好几遍。过道尽头右拐，才是放映厅。这道侧门在 2003 年前后成了我们这群人的秘密入口，后来我在外地的论坛上看到有人提起「红桃影院入口」这几个字，写的也是那道门。
周伯有一本硬壳笔记本，记录每天来的熟客。我大概是在第 47 页第一次出现，旁边写着「11 月 9 日，两个丫头，7 排 12、13 座」。后来的记录越来越潦草，有时候只写「俩丫头」，有时候干脆画两个小圈。他把这本子叫「老账」，说影院哪天关了，这账就烧给他自己。
那些片子和那些人
红桃影院放的日韩片有它自己的脾气。它不放当年最热的那几部，反倒总放一些慢的、旧的、被大家忘了的。2003 年冬天，它连着四周放过一部讲小镇邮差的日本片子，全场只有五个人，其中三个是我们这排的。散场时周伯问我们「好看不」，阿棠说「好看得想哭」，周伯点点头，说「那下周还放」，结果真的又放了一周。
我后来在这儿看到过一些谈不上有名的片子，也认识了几个常客。一个是修自行车的老孙，他说看日韩片是为了听日语里的「是」，说那语气听着亲切；一个是中学的英语老师林女士，她总带一个蓝布口袋，袋里装着自己炒的南瓜子，散场时挨个分。这些人名和这些细节，我记了二十三年，比记课本清楚多了。栏目里还写过一些相关的，比如午马绝伦推理电影那篇，讲的就是这类被忽略的老片子，写得比我这篇细。
关于「永久」两个字，我有话说
说实话，我一直不太喜欢「永久」这个词挂在影院名字后面。影院是会被拆的，胶片是会发霉的，座位上的红绒布最后都会褪成一团灰粉色。红桃影院本身也没撑过很多年，2007 年那条巷子整片拆迁，周伯那本硬壳笔记本据说真被他带回家去了，影院没了以后他就不太出门。所以「红桃影院入口永久日韩」这个名字，我理解成另一种东西——它不是某一道门，而是那道门后面我们养成的习惯：每周挑一个下午，把时间借给一部不着急的电影。
有人说我这是给回忆镀金，说得也没错。我承认我记住的版本比实际发生的要温柔一些。可那又怎么样呢，人总得给自己留一个可以回去的入口，哪怕那入口只是一张夹在旧书里的票根。我写这些，不是要证明什么，只是想把周伯、阿棠、老孙、林女士这些名字写下来，让它们至少在一张网页上再活一次。
后来的一些下落
阿棠 2005 年去了南方，我们最后一次一起看电影是在红桃影院，放的是什么我忘了，只记得她哭得很厉害，出来时眼睛红红的，说「以后没人陪我排队买关东煮了」。现在她在一个小城当护士，每年冬天会给我寄一包桂花糖。老孙的修车摊还在，只是搬到了新小区门口，上次路过他居然还认得我，说「你这丫头，当年坐 7 排」。林女士退休了，据说在整理一本手抄的观影笔记，我没见过，很想见。
写到这里，我忽然想起站里那几个常被翻出来的页面，一个是26年12生肖49个合数表图，一个是挑今天的五个幸运数字，还有49个号码挑出五个幸运数字。看着跟影院没关系，其实关系大着呢——人总想给偶然安一个名字，给回忆找一个编号。7 排 12 座，就是我给自己那几年编的号。
如果你也想走进那道侧门
现在的红桃影院早就不是那个样子了，原址上是一家奶茶店，招牌亮得刺眼。但很多老观众还在网上找「入口」，找的不是门，是一种排片的心情。我整理过几个看过的东西，写在这儿：老张和老李的两个女儿小学是一篇很朴素的记录，读着像坐在别人家客厅听故事；csgo高清大片免费看那页是我一个朋友做的，他说看比赛和看电影其实是一回事，都是在等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瞬间。
还有两处我常去翻的，一是赘婿的荣耀三部曲顺序，二是123云盘资源库，后者我用来存自己拍的旧街巷照片，存了三个多 G，从不整理。今天我打算把那张票根也拍下来，放进去。
水壶凉了，我重新烧了一壶。阿棠刚才发来消息，说她下个月回来看我，问我「还去看那种慢电影不」。我说去，我找好地方了，侧门在哪儿我得先打听打听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