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天下午三点二十分，我在城西那家叫“纸间”的旧书店里蹲了将近一个小时。书店老板姓吴，六十出头，戴一副镜腿用胶布缠过的眼镜，正把三箱旧书往角落挪。我问他能不能翻翻最底下那箱，他头也没抬地说：“翻吧，翻完把绳子给我绕回去。”就是在这只印着“光明食品”字样的纸箱底部，我摸到了那张票根，被夹在 1997 年第四期《收获》杂志第 112 页和 113 页之间。
票根是“红星电影院”的，纸已经薄得像一片干枯的叶子，正面印着《甲方乙方》，日期是 1997 年 12 月 24 日，晚上七点场，14 排 7 号。票价那一栏被圆珠笔涂掉了，只剩一个模糊的“8”字，后面跟着一个被戳破的小洞。最让我停住的是右下角，有一行用蓝色钢笔写的字：“冬至后第三天，和沈玲一起。”字迹很用力，笔尖几乎划破纸面。沈玲是谁，我不知道，但写这行字的人大概很在意她，在意到要在电影票背面留下一个日期注脚。
我把票根放在柜台上问吴老板收不收。他捏起来看了三秒，说：“这种纸片，收进来卖不掉，扔掉又可惜。”最后他把它推回给我，说送你了。我道了谢，出门右拐买了一杯热豆浆，坐在路边台阶上把票根对着光又看了一遍。1997 年 12 月 24 日，星期三。我掏出手机查了一下，那天的杭州下小雨，最低气温 3 度。我不知道这个叫沈玲的人那天穿了几件衣服，但我知道她在 14 排 7 号坐下时，银幕上大概率正在放广告。
一张票根能保存二十九年，说明有人把它当书签用了很久。书签的意义不是标记页码，而是标记“我在这里停下来过”。
—— 苏念，写在便签上
这里我想说一句可能不太讨喜的话：我不觉得每一张旧票根都值得被做成展品、写成长文、镶进相框。有些旧东西的好，恰恰在于它没被当回事。这张票根如果当年被小心地收进集邮册，它就不会被夹进《收获》里，不会沾上书页边缘的霉斑，也不会让我在 2026 年 1 月 17 日的下午，蹲在纸箱旁边，忽然安静了二十分钟。这种偶然性比任何“收藏价值”都珍贵。所以我不打算把它裱起来，我把它夹回那本 1997 年第四期《收获》的第 112 页，然后把杂志放回原处。吴老板问我怎么不带走，我说让它待着吧，下一个翻到的人会比我更有福气。
晚上六点，我回到租的小屋，泡了一杯茶，把下午记在手机备忘录里的细节抄到本子上：三点二十蹲下、三箱旧书、票根、1997 年 12 月 24 日、14 排 7 号、沈玲、吴老板的胶布眼镜、豆浆两块五。抄完我发现，我记住的其实不是那张票根，而是那个蹲着的姿势，和纸箱里飘出来的、旧纸与灰尘混在一起的味道。这大概就是我喜欢往旧书堆里钻的原因，它给我一种“时间是有触感的”错觉，而错觉有时候比事实更让人踏实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