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月十四日,我在彩票店遇见老周,他说 33 这个数像他的工号
彩票店里的冷气开得很足,老周把眼镜推到额头上,用圆珠笔在号码纸上画了三个圈。他跟我说 33 是他的工号,1987 年进的厂,一直没换过。那天他买了 33 和 7,还有 49。开奖的时候我们都没中,但他把彩票折成纸飞机,从店门口飞了出去。
彩票店里的冷气开得很足,老周把眼镜推到额头上,用圆珠笔在号码纸上画了三个圈。他跟我说 33 是他的工号,1987 年进的厂,一直没换过。那天他买了 33 和 7,还有 49。开奖的时候我们都没中,但他把彩票折成纸飞机,从店门口飞了出去。
我问过十一个人,让他们从 1 到 49 里随便挑一个数,有五个人说了 17。这件事本身就够奇怪的。我后来翻到 1953 年的一本旧心理学杂志,上面有个叫“最小努力原则”的说法——人脑在随机时总是偏向自己熟悉的数字。17 到底哪里熟悉?可能是生日,可能是门牌,也可能只是因为它看起来不圆滑。
下载那个摇奖器只是想看看随机到底有多随机。第七天的时候,我在日记本上写了四十九行数字,每一行后面画正字。结果 08 出现了七次,23 只出现了一次。没有规律,但我的手在写 23 的时候停了一下。那种感觉很奇怪,像在深夜听见楼上有人挪动一把椅子。
书店老板姓陈,他说那本书是他 1993 年从鼓浪屿一个退休教师手里收来的。翻开第 49 页的位置,只剩一条毛糙的纸边,像被谁用力扯过。我在那一页的空白处看到一行铅笔字:“49 是我女儿出生的日子。”字迹很淡,但“49”写得很重。
从中山路到轮渡,6 路会经过八个站,每站停车大约四十五秒。我在第三站上来一个穿蓝夹克的男人,他手里攥着一张彩票,数字栏写的是 06、21、37。他看了很久,又把票塞回口袋。到轮渡的时候他先下车,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车尾的号码。
余阿姨在八市卖了二十三年鱼,她的记账本是一本小学生练习册,最后一行写着“49 号摊,月租 850”。她说 49 是她的幸运数,因为 1989 年 4 月 9 日她第一次来厦门。那天她口袋里只有四十九块钱,买了一张车票,剩下的买了一碗面。
早上买豆浆,找零 8 块;中午在图书馆翻到一本诗集,页码停在 08;晚上回家,电梯停在 8 楼时门开了,没有人。我不是一个迷信的人,但那天我站在门口想了很久,最后把 08 写在手背上,第二天洗澡的时候才洗掉。
老李的修车摊在巷口摆了十一年,工具柜是铁皮的,上面用红漆写着 27。他说那是他刚来厦门时随便贴的,结果一用就是这么多年。我问他为什么是 27,他笑了一下说,因为那天是 27 号,口袋里只剩 27 块钱,买了两瓶啤酒和一包烟。
49 路末班车从火车站开到海边,全程四十二分钟。陈师傅开这条线八年了,他说 31 号座靠着窗,能看到整个演武大桥的灯光。他从来不在那个座位上放任何东西,有乘客要坐他也不拦,但每次到站他都会从后视镜看一眼。
那是高二的数学课,林老师讲概率,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 14,停了大概三秒钟,又用板擦把它抹掉。底下有人笑,他没解释。去年同学聚会,有人提起这件事,林老师说他当时想起了自己第一次买彩票选的号码,就是 14,没中。他说完我们都笑了,笑完又觉得有点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