昨天下午在城南「拾光旧书店」翻到一本 1987 年的《数学游戏》，封面都掉了，露出里面泛黄的衬纸。我把它抽出来的时候，一张薄薄的纸片从第 113 页滑到地上。纸片上用铅笔圈了 10 个数字，从 1 到 49 之间挑出来的，旁边写着两个小字——「给阿妹」。
书店老板姓吴，六十多岁，戴一副圆框眼镜。他弯腰帮我把纸片捡起来，看了一眼说：“哦，周平远的。他在面粉厂做会计，每个礼拜三下午来，坐靠窗第二张凳子。” 说完他顿了顿，又补了一句：“1987 年 11 月 7 号，我记得清楚，那天雨很大。”
有些数字不是算出来的，是被日子一个一个磨出来的。
我就在靠窗第二张凳子坐下来，把纸片平摊在膝头。10 个数字是 7、13、22、31、40、31、18、44、9、32。等等，31 出现了两次——不是，是第 6 个数字被反复描了 4 遍，重得几乎要戳破纸背。我对着窗光看，纸片背面还有半个指纹，隐约能看见橡皮擦的碎屑嵌在纤维里。他大概在这里犹豫了很久，把 31 擦掉又写，写完了又描。
吴老板端了杯茶过来，说周平远有个习惯，每次选完数字，都要用尺子把 10 个点连成一条折线。“他说这样像一条河。” 我顺着纸片上的痕迹看过去，那条线从 7 爬到 13，掉到 9，又窜上 40，最后在 32 那里平缓地收尾。歪歪扭扭的，像小孩画的河流，也像谁在纸上偷偷走了一趟远路。
我花了 3 分钟，对照借书卡查他的记录。《数学游戏》一共被借了 11 次，每次都是周平远，管理员在备注栏写了一个“又”字，字迹圆圆像一颗纽扣。最后一次是 1988 年 3 月，之后他的笔迹就消失了。我问吴老板，他说周平远 07 年跟着家人搬去外地，陈阿妹——就是纸片上的“阿妹”——在那之前两年回了趟城南，在书店门口站了 8 分钟，没进来。玻璃窗上贴着吴老板孙女儿剪的数字贴纸，1 到 49 排成一行。
我其实有一个很偏的看法：1 到 49 里挑 10 个数字，真正难的不是选，是承认自己只想要这 10 个。
说实话，我不太信任那些“帮你随机选号”的工具。它们太均匀了，均匀到没有体温。周平远这张纸片好就好在不对称——10 个数字里有 4 个挤在 20 到 30 之间，另外 6 个散得像被风吹开的种籽。我把 10 个数字加起来，和是 247，除以 10 得 24.7。念给吴老板听，他推了推眼镜，说 07 年阿妹搬走时正好是 24 岁半。他讲这话时没什么表情，像在报一个天气预报，可我看见他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。
纸片右下角还有一行很轻的小字：49 减 39 等于 10。他在用最笨的办法核对个数，像小孩数糖果，数一遍不够，还要换个法子再数一遍。我在笔记本上描下这行字的时候，突然想到，这大概就是所谓“完整资料”的全部了——不是一套公式，是一个人在某个下雨的下午，用铅笔和尺子，从 49 个数字里摸了摸自己最想留住的 10 个。我翻到手机里存过的一篇旧页面，讲玉帝王母女儿的故事，那种反复描画的劲儿很像。还有一次看1到80给我7个号码的讨论，大家吵来吵去，其实吵的也是“到底哪几个才真正属于我”。
吴老板后来把纸片用透明胶带贴在柜台内侧，旁边是孙女儿画的一朵花。我问他为什么贴那儿，他说：“方便看。” 就三个字。我走的时候雨已经停了，地面积着浅浅的水洼，倒映出书店招牌上“拾光”两个字。我低头看了眼手机，相册里那张纸片的照片正好排在第 49 张。往下滑，滑到更早存的成年人进入b站直播的截图，再往下是爽哭+玩弄+骚哭po视频双男的页面截图，我自己都忘了哪天存的。这些碎片和那张 1987 年的纸片挤在同一个相册里，居然一点也不违和。回到家我顺手点开智通直聘app看了一眼招聘信息，然后关掉，把纸片的事写进了本子第一页。
那 10 个数字我抄了三遍。第一遍用铅笔，第二遍用蓝笔，第三遍用红笔。抄到第三遍的时候，我才发现 31 被描了 4 遍的那一块，红的盖住蓝的，蓝的盖住铅笔的，像一个人把心事翻来覆去地说，最后只剩下一块沉甸甸的颜色。我想象周平远坐在靠窗第二张凳子上，雨天，铅笔尖沙沙响，他把 49 个数字在心里排成一排，然后一个一个地，把想留给阿妹的那 10 个，轻轻圈起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