昨天下午四点刚过，我在城南旧物市场最里面那排木门前蹲了四十分钟。摊主姓吴，六十来岁，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坐在折叠椅上看我，也不催。那扇门是槐木的，原本该是深褐色，现在被晒成了灰白色，门板上有钉子锈出来的黄斑，像一小片一小片秋天。
号码是从右下角开始刻的，一、二、三，歪歪斜斜，刻得很深，指甲伸进去能卡住。我顺着往上摸，摸到第二十几道的时候，吴老板终于开口：“这扇门，四十九个号，一个都不少。”他顿了一下，又说，“我数了三遍。”我没接话，只是把手机电筒打开，光扫过那些刻痕，像一条一条被时间犁过的沟。木门上还残留着一点暗红，不知道是漆还是别的什么。
关于这四十九个号码，吴老板讲得很零碎。他说这扇门原来在城南一条叫“打铁巷”的巷子里，巷口第三户，门后一大家子人，父亲、母亲、七个孩子，再加两边的老人。谁出门就在门上刻一个数，回来再刻一道横线把它划掉。后来巷子拆了，门被收旧木的人抬走，几经转手，落到他手里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手里掰着半个橘子，一瓣一瓣地往嘴里送，眼睛没看我，看着门。“四十九个，”他说，“我数了三遍，四十九个。”
我在那扇门前想到很多事情。想到我外婆家的那扇铁皮门，门框上有一道用粉笔画的身高线，最上面那道停在 1998 年。想到小学时班里发的那种号码本，每个同学都有一个学号，我的学号是 27。我甚至想到 1到49帮我选4个数 那种小游戏，小时候在草稿纸上写过很多遍，选来选去，最后还是那四个数字。人好像天生对数字有某种迷信，觉得数清了，心里就安稳。
吴老板要价三百，我没还价。这扇门太大，我住的出租屋放不下，最后只让他把门右下角那块刻着一到十二的小木牌锯下来给我。锯的时候他问我：“你真要这块？”我说要。他说：“那行，剩下的我给你留着。”锯子是手锯，来回拉了大概两分半钟，木屑落在他脚边的水泥地上，黄的，细的，像一小堆没扫干净的阳光。
回来的路上我想起一个细节：那扇门最上面几个号码刻得特别浅，几乎看不清了。也许是刻的人年纪大了手上没劲，也许是后来被雨水磨平。不管是哪一种，我都觉得那个画面很有分量——有人搬了一张凳子，站在门前面，仰着头，一笔一笔地刻下最后的数字。刻完之后呢？他把刻刀放下，从凳子上下来，然后把凳子搬回屋里。这个动作我想了很多遍，每次都觉得，这就是一个人的一生里最普通、也最重的那种动作。
写到这里，我打开抽屉，把那块小木牌拿出来看了看。一、二、三……十二。木头很轻，边缘还有些毛刺。我把它翻过来，背面有一道裂痕，从左上角一直裂到右下角，像一道没走完的路。
我不打算把它修复，也不打算给它上漆。它现在这个样子就很好，刻痕里还留着一点灰，木头缝里还有一点当年的日子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