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周在茶馆的玻璃台面上,用七颗瓜子摆出四个数的复式三中三
那天下午三点二十,他在青石巷口那家老茶馆坐下,从裤兜摸出七颗瓜子,一颗一颗排开。他说,四个数复式三中三,其实只有四种取法,可人们偏要把它想成十二种。玻璃台面被太阳晒得发烫,瓜子皮上沾着细汗。我记得他数到第三遍时停了一下,说:人算不是算结果,是算给心里那个慌看。
四个数里挑三个,一共就四组——可我当年在草稿纸角上算了整整一页。这里是这些算错的、写歪的、被茶渍圈住的东西,一共十一篇。
那天下午三点二十,他在青石巷口那家老茶馆坐下,从裤兜摸出七颗瓜子,一颗一颗排开。他说,四个数复式三中三,其实只有四种取法,可人们偏要把它想成十二种。玻璃台面被太阳晒得发烫,瓜子皮上沾着细汗。我记得他数到第三遍时停了一下,说:人算不是算结果,是算给心里那个慌看。
书是在城南旧书店三号书架最下层翻到的,封皮掉了,纸页泛出糖炒栗子的颜色。扉页上有前主人的铅笔字,四个数围成一个方框,中间画了四条斜线,正好是四组。页码停在 58 页,夹着一张电车票根,票价两角。我把它带回家,放在窗台边,第二天早上发现票根被风挪了半寸,像是有人替我翻了一页。
那晚九点,我们在厨房的贴砖墙上用白板笔演算。我写了四个数:3、7、9、12,然后认认真真列出六行组合。小林端着杯子凑过来看了一眼,笑得把水洒在台面上——四个里取三个,三中三,只有四组,我多算了两组重复的。她说,你这不是算错,是舍不得少写。我擦掉多出的两行时,心里真有那么一点可惜。
我喜欢把四个数写在正方形的四个角上,再把四条边连起来。每取掉一个角,就得到一组三个数——四条边,四组,一个都不多。笔尖是 0.5 毫米的,划过纸面有轻微的沙沙声。画完以后,那朵"花"有点像小孩子的风车。我把这张纸贴在书桌右上方,贴了三个月,纸角卷起来了,墨色也淡了一些。
七岁那年冬天,母亲在菜市场买了四个白萝卜,摊主多给了一个小的,她摆摆手退了回去。回家路上她说,四个里挑三个,怎么挑都少一个,这就是四组。我没听懂,只记得她把萝卜放进竹篮时,篮底垫着一张旧报纸,报头日期是 1994 年 12 月 3 日。现在我写这些东西,第一个想起来的总是那个竹篮,而不是公式。
笔记本是去年在街角文具店买的,A5,黑色硬壳,一本 38 元。那天夜里暖气有点响,我在第 46 页写下四行,每行三个数字,中间用破折号隔开。写到第四行时笔没水了,我换了一支蓝色的,两种颜色并排躺着,像两排深浅不一的海浪。合上本子时我想,四组并不多,可四组里能装下的东西,比一本笔记本厚。
我们站在公交站牌下,雨刚停,站牌上还挂着水珠。小许把"复式"和"排列"混在一起了,说是十二组。我没有争,只是掏手机算了给他看:四选三,四组;如果还要排顺序,才乘六。他盯着屏幕看了五秒,忽然笑了,说原来我这些年一直多付了六倍的心思。车来了,他上车前回头喊了一句:下次我请你喝茶。
公园东门那棵老槐树下,每天下午四点有棋摊。姓陈的老先生不常下棋,倒是爱看别人算数。他说,四个数里必须丢掉一个,丢掉谁,就是这四组的分野。他伸出手指,慢慢地点过四个方向,像在点四个远房的亲戚。我问他丢掉的那个数会不会心疼,他笑,说舍了才有组合,舍了才成局。
草稿纸是活页的,左上角印着一行小字"晨光·70g"。我先用铅笔写,再用圆珠笔描,最后用红笔在第四组旁边画了个圈。纸上总共改了 9 处,有三处是字数写错,有五处是顺序调换,剩下一处是我把"组"写成了"祖",自己看了半天才笑出来。这张纸我留着,因为它是四组里最像手写的那一组。
硬座车厢里灯是暖黄的,窗外黑得像浸了墨。我把四个站名写在小桌板上:天水、定西、陇西、兰州,然后取三个算四组。对面的大姐问我算啥,我说算路。她哦了一声,说路这东西,算不算都是那么长。凌晨两点,列车晃了一下,我本子上的第四条线歪了,歪得挺好看,我没有改。
三年不是夸张,是真的。起初我把"复式"和"排列"混着用,写笔记时总爱乘一个六,仿佛不乘就显得不够勤奋。直到 2023 年 5 月的一个下午,我在图书馆三楼翻到一本组合数学的旧书,第 12 页有一句话点醒了我。那一刻没有醍醐灌顶,只有一点轻轻的羞愧——原来我多写的那些,都是自己编出来给自己看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