昨天下午四点二十，我在潘家园旧货市场西侧的铁皮棚下面，从一个姓赵的阿姨手里买了两只豆包。她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罩衫，袖口卷到小臂中段，指甲缝里有一点红豆沙的暗红色。摊子上摆着三个不锈钢盆，一盆豆包，一盆糖火烧，还有一盆空着，盆底剩几粒芝麻。
我问她：“豆包怎么卖？”她抬头看我一眼，说：“两块钱一个，剩不多了，凉的那个我送你。”然后从铁皮盒里摸出半张旧报纸，是9月28号的《北京晚报》，包了两层。
我蹲在摊边吃完那个温的。面发得正好，红豆沙里没放太多糖，能吃出豆子本身的涩和一点桂花香。赵阿姨说她今年六十二，从1998年开始在这片摆摊，中间挪过四次位置。“城管来了我就推车走，他们也不真追。”她说这话的时候在笑，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，像揉过的面团。
这让我想起小学门口那个推车的老孙头。1999年冬天，他的豆包五毛钱一个，我每天攒两毛钱，攒三天买一个。后来推车不见了，我问我妈，她说“人家不干了”。我没再问。
今天写这篇之前，我翻出那本蓝皮作文本，第一页是1998年写的《我的学校》，字很丑，最后一行写着“我的学校像一个温暖的豆包”。我当时大概觉得这个比喻很妙，现在看有点好笑。但说实话，我到现在也没想出比豆包更合适的比喻——外面是朴素的面皮，里面藏着一点甜，不显眼，得咬开才知道。这个比喻我一直留着，虽然没人问过。
赵阿姨收摊前跟我说了一句话：“现在没人愿意学这个了，我闺女说做豆包丢人。”她把不锈钢盆摞起来，发出很轻的金属声。我没接话，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，一只豆包从发面到出锅要四个小时，卖两块钱，这件事本身就像一种不太划算的坚持。
晚上我把凉的那只豆包蒸了蒸，坐在窗边吃完。窗外是10月8号的月亮，不算圆，但很亮。我想起今天看到的一句话，抄在本子上——是赵阿姨说的：“面发得好不好，手一摸就知道。”这话听起来不像道理，但确实是个道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