腊月廿三下午三点，汉口崇仁路那家旧书店里只亮着两根灯管。我在最里面那排架子上翻一本 1987 年版的《岁时记》，封面早已不知去向，书脊用牛皮纸重新粘过。翻到第 47 页时，有东西掉出来，落在水泥地上，轻得像一片落叶。
是半张红纸。三指宽，边缘毛糙，像是从哪儿撕下来的。上面用钢笔写着七个字：王母娘娘的女儿嫁12生肖那一个。字迹很急，「娘娘」两个字挤在一起，最后那个「个」收笔往上挑。底下画了一只鸡，尾巴三笔画得格外重，墨都积在纸上，摸上去有一点凸。
我把那半张纸夹回书里，付了十二块钱。
摊主姓周，汉口本地人，六十来岁，说话时习惯把手往围裙上擦。他说这本书压了三年，没人问过。「你倒是识货。」我没好意思说，我其实也不识。我只是觉得，一个人把这句话写下来，还特意画一只鸡，总不该就这么丢了。
第二天我去问了住巷子口的秦秀珍奶奶。她八十八岁，宜昌三斗坪人，耳背，我得凑到跟前说话。听到这七个字，她先是笑了一下，说：「这个话呀，我们小时候听老人讲。」顿了顿又说，王母娘娘最小的那个女儿，嫁的是酉鸡。我追问为什么，她反倒摆手：「哪有为什么，老人家那么说，我们那么记。」
她说起 1963 年腊月里的一场婚宴，桌上有十二道菜，其中一道是鸡，摆在正中间，谁都不能先动。那年她二十五岁，穿着一件借来的蓝布褂子，坐在最下首。她记得清清楚楚，说这话时眼睛看着窗外，像还在看那年的雪。
一条线，有时是从一句玩笑开始的。
回来之后我开始四处翻找。县图书馆地方文献室的管理员姓陈，登记本上我写下「苏念，查民俗，13:40—16:50」，那三个小时里我读了四本地方志、一份油印的民俗普查稿。稿子写于 1984 年，油墨有些糊，可其中一页确实提到了「酉」这个字，写在王母娘娘女儿婚配的条目下，旁边有人用铅笔补了句「一说卯」，字迹很淡。
这就是麻烦开始的地方。我前后收集到 7 个版本：4 个说酉鸡，2 个说卯兔，还有 1 个，是城南补鞋的老匠人说的，他说是子鼠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抬起头笑了笑，说：「你猜？」然后就低头敲他的鞋掌，一下，一下，没有再说。
三十公里外的娘娘庙我也去了。庙不大，正殿三间，香案上摆着十二只泥塑小兽，姿势各异。我蹲下来一只只数，数到鸡的时候发现它被挪到了最右边，底座上有一道磕碰的缺口。守庙的老人说，前几年重修时挪过位置，谁挪的、为什么，他说不清。供桌的漆已经剥落，露出底下深色的木纹。
接下来几天，那些线索被我归进三个颜色的便签里：黄的是访谈，蓝的是文献，粉的是我自己的猜测。粉色便签只写了三张，其中一张，写的是「也许那张纸的下半截，在另一个人手里」，写完看了两遍，撕了。
撕掉的东西，有时比留下的更诚实。
那半张红纸我一直没找到下半截的去向。周师傅说，那年他一共收过两张这样的纸，另一张被人买走了，买家没留名字，只留下一句「拿回去给孩子看」。至于哪个孩子，看了又记不记得，我大概永远也不会知道了。
不过这七个字，总还是被抄下来了。2026 年的第一天，我把它写在这个页面的开头——连同那只尾巴画得格外重的鸡。
